（文/吳易澄）
約莫一年多前，一位從日本福島逃出並打算移居台灣的女生來到診間，希望我能為她開立證明，因為無法再面對絲毫的輻射暴露。由於移民需要完整的身體健康檢查，包括胸部X光，行醫者皆知，X光檢查的輻射劑量微乎其微，當然不至於造成身體傷害，但是加上福島核災帶來的恐懼加成，即使是聽到輻射，核電的資訊，也能讓人驚恐萬分，輾轉難眠。
在開立「創傷後壓力疾患」診斷證明時，我深知這樣的診斷根本不足以精準對應她的處境。醫療人類學家Allan Young告訴我們，這樣的疾病診斷其實也是人為的歷史建構過程。而即使這樣的診斷有著是否過度醫療化的爭議，卻也暗示著我們一個現實，即精神醫療的有限。即使病出有因，但是受苦者經歷的不會只是那個診斷標準中所強調最初經驗的事件，而是一連串打擊，失落，懷疑，心有不甘。在臨床現場中，許多在意外傷害中遭受身心創傷者，因類似「病情」出現於診間者，常常伴隨著日夜糾纏的官司壓力，他們狀告衙門，面對的是無人負責的情緒黑洞。
近日，一位從台電退休的資深工程師在診間與我討論台灣核電廠的問題。他畫了一張簡圖，解釋了核電運作需要線路、水、電與控制四個要素，核電要運作的話必須這四個要素能安全地共同運作，而理想上整個系統需要採取中央控制，但是台灣的規格卻是分配控制（distribute control），
並且「系統的整合、協調有問題」。他講得很含蓄，卻掩蓋不住擔憂；當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則無法透過中央控制的機制進行危機處理，若發生核災就不堪設想了。這位資深工程師為了確保安全撤離範圍，多年前就搬離台北。但是一直以來卻仍受焦慮與失眠之苦，說「政府準備蠻幹」。
當病因未明，我們該向誰需索治療？而又當病因是一團巨大的結構性壓力，我們又該做如何反應？回顧歷史，當我們熟知的一堆疾病診斷尚未在臨床工作者中得以朗朗上口時，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在二次戰後一起攜手戮力思索如何安全使用原子能的問題。回眸這段歷史，不免覺得當時的專家實在有夠天真，但是也令人感嘆醫療的角色走到今天，也逐漸退出關切人類集體命運的使命，並且服膺一套以實證為主的典範，而這自然無法說服自己去理解核能這樣一種無法算計的威脅。
要理解核電給人帶來的恐懼，其實根本不需要多少個案量來證明。行政院長今天回應核安的質問，以「坐飛機也有風險」來回答，這就又落入媚俗的科學邏輯了。人類已經經過車諾比、三哩島與福島核災，這樣的經驗早已告訴我們再縝密的算計、再精良的技術，都經不起無可預期的天災人禍，更何況，核四工程頻頻出包，埋鈑螺栓截斷、混凝土裡的含尿寶特瓶，加上多次的火警跳電。蕞爾台灣歷經多次嚴重地震，國人如何想像一個絕對安全的核四呢？
台電資深工程師特別交代我，如果要對外說明，請好好為他保密身份。基於醫療倫理，我當然義不容辭。然而我所擔心的是，有心人偏要問，真有此人嗎？證據在哪裡？我要說的是，深受恐懼的人其實更多，更沒有聲音。在整個核電興建的過程中，多少弱勢者的生計被犧牲。他們是貢寮漁民、蘭嶼居民、處理核廢長期暴露在輻射中的工人、以及知道問題卻被迫封口的人....。還記得在診間的對話，面對工程師的焦慮，我也只能一同嘆息。至於如何治療？此時此刻，或許寧可回到上個世紀精神醫療的old fashion，召喚素樸的良心正義。3月9日反核遊行，大家一同上街。反核，給它反到底！
（為保護當事人，撤除原手繪圖，改成新的重畫版本）
參考：
吳易叡－被遺忘的防核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