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7日

[醫療人類學研究群演講]建構風險體制:台灣早期療育場域的萌生與轉向

2013 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演講

題目:「建構風險體制:台灣早期療育場域的萌生與轉向」

講者: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Constructing a risk regime: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eld of early childhood treatment in Taiwan
Fan Tzu TS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地點:中研院民族所2319會議室
時間:322()15:00-17:30

主辦單位: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聯絡:02-26523474qiming1234@sinica.edu.tw

演講大綱

本研究希望闡明早期療育政策的移植與多層次的在地裝配,如何將童年發展重構為風險化的生命階段,乃至於部署出一套新的身體治理體制的社會過程。藉由檢索意義、制度與社會實作如何彼此連結及其條件,以追索早期童年的身心發展如何在特定的論述實作中成為知識對象與管理目標。這套治理體制的重要性在於早期療育的對象從原本設定的「身心障礙兒童」轉向並生產出「發展遲緩兒童」,並將所有未滿六歲的孩子都納入發展風險的光譜中。與此同時,環繞著「發展遲緩」主體所運作的各種論述、制度、機構、技術與實作,以及來自各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生產,均參與發展風險的意義連結、風險團體的建構以及後續行動的部署,從中興起一種新的風險體制,藉此使得早期童年的身體受監管、人口得治理,行動者的角色與腳本也一併被設定。


2013年3月4日

[醫療人類學研究群演講]建構風險體制:台灣早期療育場域的萌生與轉向


題目:「建構風險體制:台灣早期療育場域的萌生與轉向」
講者: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地點:中研院民族所2319會議室
時間:322()15:00-17:30

主辦單位: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聯絡:02-26523474qiming1234@sinica.edu.tw

演講大綱
本研究希望闡明早期療育政策的移植與多層次的在地裝配,如何將童年發展重構為風險化的生命階段,乃至於部署出一套新的身體治理體制的社會過程。藉由檢索意義、制度與社會實作如何彼此連結及其條件,以追索早期童年的身心發展如何在特定的論述實作中成為知識對象與管理目標。這套治理體制的重要性在於早期療育的對象從原本設定的「身心障礙兒童」轉向並生產出「發展遲緩兒童」,並將所有未滿六歲的孩子都納入發展風險的光譜中。與此同時,環繞著「發展遲緩」主體所運作的各種論述、制度、機構、技術與實作,以及來自各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生產,均參與發展風險的意義連結、風險團體的建構以及後續行動的部署,從中興起一種新的風險體制,藉此使得早期童年的身體受監管、人口得治理,行動者的角色與腳本也一併被設定。

一位精神科醫師的反核告白

(文/吳易澄)
約莫一年多前,一位從日本福島逃出並打算移居台灣的女生來到診間,希望我能為她開立證明,因為無法再面對絲毫的輻射暴露。由於移民需要完整的身體健康檢查,包括胸部X光,行醫者皆知,X光檢查的輻射劑量微乎其微,當然不至於造成身體傷害,但是加上福島核災帶來的恐懼加成,即使是聽到輻射,核電的資訊,也能讓人驚恐萬分,輾轉難眠。

在開立「創傷後壓力疾患」診斷證明時,我深知這樣的診斷根本不足以精準對應她的處境。醫療人類學家Allan Young告訴我們,這樣的疾病診斷其實也是人為的歷史建構過程。而即使這樣的診斷有著是否過度醫療化的爭議,卻也暗示著我們一個現實,即精神醫療的有限。即使病出有因,但是受苦者經歷的不會只是那個診斷標準中所強調最初經驗的事件,而是一連串打擊,失落,懷疑,心有不甘。在臨床現場中,許多在意外傷害中遭受身心創傷者,因類似「病情」出現於診間者,常常伴隨著日夜糾纏的官司壓力,他們狀告衙門,面對的是無人負責的情緒黑洞。

近日,一位從台電退休的資深工程師在診間與我討論台灣核電廠的問題。他畫了一張簡圖,解釋了核電運作需要線路、水、電與控制四個要素,核電要運作的話必須這四個要素能安全地共同運作,而理想上整個系統需要採取中央控制,但是台灣的規格卻是分配控制(distribute control),
並且「系統的整合、協調有問題」。他講得很含蓄,卻掩蓋不住擔憂;當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則無法透過中央控制的機制進行危機處理,若發生核災就不堪設想了。這位資深工程師為了確保安全撤離範圍,多年前就搬離台北。但是一直以來卻仍受焦慮與失眠之苦,說「政府準備蠻幹」。

當病因未明,我們該向誰需索治療?而又當病因是一團巨大的結構性壓力,我們又該做如何反應?回顧歷史,當我們熟知的一堆疾病診斷尚未在臨床工作者中得以朗朗上口時,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在二次戰後一起攜手戮力思索如何安全使用原子能的問題。回眸這段歷史,不免覺得當時的專家實在有夠天真,但是也令人感嘆醫療的角色走到今天,也逐漸退出關切人類集體命運的使命,並且服膺一套以實證為主的典範,而這自然無法說服自己去理解核能這樣一種無法算計的威脅。

要理解核電給人帶來的恐懼,其實根本不需要多少個案量來證明。行政院長今天回應核安的質問,以「坐飛機也有風險」來回答,這就又落入媚俗的科學邏輯了。人類已經經過車諾比、三哩島與福島核災,這樣的經驗早已告訴我們再縝密的算計、再精良的技術,都經不起無可預期的天災人禍,更何況,核四工程頻頻出包,埋鈑螺栓截斷、混凝土裡的含尿寶特瓶,加上多次的火警跳電。蕞爾台灣歷經多次嚴重地震,國人如何想像一個絕對安全的核四呢?

台電資深工程師特別交代我,如果要對外說明,請好好為他保密身份。基於醫療倫理,我當然義不容辭。然而我所擔心的是,有心人偏要問,真有此人嗎?證據在哪裡?我要說的是,深受恐懼的人其實更多,更沒有聲音。在整個核電興建的過程中,多少弱勢者的生計被犧牲。他們是貢寮漁民、蘭嶼居民、處理核廢長期暴露在輻射中的工人、以及知道問題卻被迫封口的人....。還記得在診間的對話,面對工程師的焦慮,我也只能一同嘆息。至於如何治療?此時此刻,或許寧可回到上個世紀精神醫療的old fashion,召喚素樸的良心正義。3月9日反核遊行,大家一同上街。反核,給它反到底!

(為保護當事人,撤除原手繪圖,改成新的重畫版本)


參考:
吳易叡-被遺忘的防核歷史